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
“昨夜西风凋敝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
第一句是《老子》中的开篇句，意思是，可以言说的道理，不是最本质的不变的道理。第二句是王国维引来诠释治学三境界的诗句。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即使是把它翻译成英文，它还是带着浓浓的中国味儿？中国味到底是什么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在哪里？
冯友兰觉得中西之间的这种差别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。一方面，西方讲主客对立，中国则强调天人合一。另一方面，西方多用正的方法，而中国则喜欢负的方法。第一个方面挺好理解，西方特别强调认知的过程，实际上就是很明确的把主体――人，和客体的概念区分开来，从而研究两者的关系。中国则很少单纯的关注认知，而努力通过修身到达天人合一的境界。例如，孔子讲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其实意思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与经验累积，人渐渐的和天合为一体，活的越来越舒坦了。老子说人的最高境界是无我境界，也就是把自己和天道融在了一起，从而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可见，无论道家还是儒家，都是强调天人合一的，这与西方的主客对立不同。
另一方面，西方多用正的方法。所谓正的方法，就是一种仔细分析探求的方法。数学的研究方法，那是再典型不过的正的方法。西方的文化里，几乎全是正的方法。他们相信能用语言明确给出事物的概念，通过推理和证明求得真知。西方的基督教里，把天国描述的特别细致，包括牛顿，很多人都尝试证明上帝的存在。科学就不说了，哲学也是由严谨和细致的推证和分析构成的。甚至在艺术领域，比如油画，都是相当精确严谨的行当。达芬奇为了画蒙娜丽莎，不是还解剖过死人么？可从未听说哪个中国人为了画山水，而拿个尺子去实地勘测的，这是西方的特点。中国则不同，历来中国都不太喜欢用正的方法。例如，前面说到的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即真正的道理是不能言说的。在中国的宗教、文学和艺术中，我们似乎一直相信，最高的道理、最高的境界、最高的美只能通过暗示的方法来表达。具体地说，佛学里强调最高的佛理都是要通过自身修炼体会得来的，可以说出口的语言只是将人带进佛门。讲道理的时候，比如中国也有很多人描述过治学的境界，王国维的“治学三境界”之所以广为流传，也是因为他借用了诗句作了很好的暗示。中国国画写意不写实，这和中国诗词所要追求的境界是相似的。我大胆的做个总结，所谓中国味，就是这种用暗示的间接方法传达信息与情感的味道。中国文化用负的方法表情达意，此为中国特色。
季羡林相信２１世纪是中国文化兴起的世纪。他觉得，这是因为西方太讲究分析（即正的方法），结果导致环境恶化，精神缺失，需要中国文化中的综合来弥补。其实，这种观点是片面的，里面夹杂着一些民族意气。西方的思维并不缺少综合，并不能因之讲求分析而说其不会综合。综合和分析都是思维的方法，在西方文化中都是普遍存在的。实际情况是，中国缺少正的方法，对纯粹的认知没有兴趣，也失去发展近代科学的机会，因为科学大部分是由正的方法推动起来的。西方真正缺的是负的方法，冯友兰认为，认知应始于正的方法，而止于负的方法。因为不讲正的方法，认识很难深入；没有负的方法，最高的道理又难以表达。中国历史里缺少认知的利器，所以很多科学没有发展起来。但中国的这种通过暗示传达道理的方法，却是有它的优点的。
想来深以为然。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：明确的结论存于脑，诗意的美感存乎心。一种表达，越是明晰，就越少暗示。越是概念化，就越缺少诗意。据此，数学是精确到底的科学，也是全无诗意的学问。呵呵，并不是贬损数学，倒是现在更加明白，为什么我初中的一个口才很好很有才气的同学，到了高中之后数学会那么差，而且怎么也提高不了。大概是因为她诗意太重，容忍不了数学对诗意的大扫荡吧。
突然想到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都拼着挤这去学科学，学技术，觉得这些能给祖国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，也能为自己带来稳妥的收入。要知道，中国的文科生比重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国家之一。一般发达国家，像美国，文科生占了百分之三到四十。近年中国文科比重有所增加，却大都是财会，文秘之类应用性的学科。文、史、哲本身的吸引力和发展是有问题的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有自然科学院院士，工程院院士，却没有设立社会科学的院士。人文素质的普及，没有一定的基础和人才，是不容易做到的。
扯远了，不过还是想多说两句。我并不是很能安心的去做纯粹的数学研究，是有原因的。在西安的时候，我看到因缺乏人文素养而引起的不良现象很多。随地吐痰姑且不论，因为西安的空气质量不好，痰多图方便随地吐很难禁止。不像新加坡这儿，呆一年也未必能形成一口痰。但是西安缺水，节水总还应该做到的。不过，实际情况却让人痛心。比如我的一些同学去盥洗间刷牙，先把水龙头打开，开的很大，然后就慢慢的在那里刷，任凭水哗哗的流；再比如夏天买来一个西瓜，觉的不够凉，就把西瓜放在水龙头下冲，冲上半小时，冲凉为止。每次我看到都很难受，会上前去阻止，尽管因此而给同学找些别扭。当然，自己也别扭。这个还算是能通过努力改变的，也就罢了。更气愤的是，学校里为盥洗间配的水龙头都是质量很差的产品，三天两头的坏。一坏水就哗哗大流，往往修理工第二天才赶到，那水就流个一天一夜，估计也能充满半个池塘了。是没有质量好的水龙头吗？不是的。有一次，学校开展节水活动，有上面的领导来检查节水装置。上午来检查，一早我们盥洗间的水龙头都换成了质量好的新式水龙头。我们都很高兴，虽然是为应付检查，但毕竟检查还是为我们带来了好的水龙头，以后不用再看着水哗哗流而干着急了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检查团一走，下午水龙头又鬼使神差的全部换成了旧的，于是三天两头水大流的日子终究躲不过。火上浇油，偏偏学校里的宣传栏里，大肆宣传起我校节水的重大成效来。什么节水设备先进，每月为学校节约了多少多少吨的宝贵的水资源云云。妈的，真是想骂，这些统计数据都是他妈的怎么搞出来的。我不是什么愤青，但成天看着这些事情，真是保持不了一颗平静的心。
我想，这个还是个素质问题。看到个访谈，是采访一个民间环保组织“自然之友”的会长梁从诫的。他说，环保归根结底还是个利他的问题。虽然有那种既环保又能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之间还是冲突的。环境保护，不是个立竿见影的事情。我自扫门前雪，可以让自己的门面变的干净，这是有直接利益的。环保有价值，可以为整个人类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，但不是立竿见影的。为环保事业，有时要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，却并不能见到立即的成效，甚至你牺牲自己利益的一点成效会因其他人的浪费和污染荡然无存。所以，做这个是需要利他主义的，始终想着自己，是做不下去的，是要受到很大压力和委屈的。只有做这个成为一种本能的习惯，就是你看到这个水在流，比什么都难受，这才可能去做好环保，承担起社会责任。我觉得梁这个讲这个是很好。因为平时我们老说双赢的事情，但现实中很多利他的事情对自己而言到头来却血本无归。但我们还是要去做，因为这是社会责任，这应该是我们的习惯。当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时，很多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利他主义，说到底，是个教育问题。中国很多地方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的教育都是以考试为目的的。什么利他主义，道德教育都是个形式，往往呈现出一派自身自灭的景象。这样教育出来的人，怎么可能把利他主义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，又怎么能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？说句玩笑话，中国历史上有“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”的争论，我想，大概这种教育下出来的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环保意识的人，那真的是性本善，没的讲的。但我相信，人不是性本恶的，我希望我们年轻一代，能够自觉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做好模范。
说的够多了。惭愧，本想说说中西文化中正方法和负方法的区别，不想扯到了环保，教育等话题――严重走题。如果这是高考作文，怕是我这次高考要砸锅了。呵呵。
|
您的当前位置：首页 — 中西文化交流
